美国福音派教会正在因为政治而分裂
《大西洋月刊》
作者：彼得·韦纳（Peter Wehner）
中译：田禾
【 译注：以下为《大西洋月刊》特约作家、福音派基督徒、政治保守派专栏作者Peter Wehner于2021年10月24日发表于《大西洋月刊》的长文中译。英文原文题为“The Evangelical Church Is Breaking Apart”，链接：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1/10/evangelical-trump-christians-politics/620469/ 】
关于作者：彼得·韦纳是《大西洋月刊》的特约作家，也是“道德与公共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在政治、文化、宗教和国家安全问题上著述颇丰，是《政治之死：如何在特朗普之后治愈我们破裂的共和国》等书的作者。
福音派教会的长老选举通常是一个没有争议的、甚至是维护教会合一的事件。但是今年夏天，在弗吉尼亚州北部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型教会，出了严重的问题。三位长老没有获得75%的选票，这是就职所需的得票门槛。
麦克林圣经教会（McLean Bible Church，简称MBC）43岁的牧师、畅销书作家大卫·普拉特（David Platt）在7月4日的讲道中说：“作为控制我们这个教会的更广泛的努力的一部分，教会内外的一小群人协调起来，利用虚假信息，劝说其他人把这些长老选下去。”
普拉特说，教会成员被误导了。他们被告知，被提名为长老的三个人将主张把教堂建筑卖给穆斯林，而穆斯林将把它变成清真寺。在7月18日的第二次投票中，所有三位被提名者都通过了得票门槛。但这并没有解决冲突。一些教会成员提起诉讼，声称选举的进行违反了教会的章程。
普拉特是神学上的保守派，在投票前的几个月里，他被教会内一个小而热心的团体指责为 “觉醒派（woke）”、“左倾”、推崇 “社会公义”议程和提倡“批判性种族理论”（CRT）、并试图 “清洗教会中的保守派成员”。一个Facebook页面和一个右翼网站将普拉特和他的领导作为攻击目标。普拉特在对他的会众讲话时，描述了一封流传的电子邮件，声称 “MBC不再是麦克林圣经教会了，它现在是墨蓝宁（Melanin，黑色素，暗喻黑人——译者注）圣经教会。”
发生在麦克林圣经教会的事情正在整个福音派世界中发生。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如神学家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和圣经教师贝丝·摩尔（Beth Moore，这两人不是夫妻或亲戚，只是碰巧同姓——译者注）感到不得不离开美南浸信会，两人都是美南浸信会内部政治右翼的攻击目标。福音派在线报纸《基督教邮报》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批评普拉特、罗素·摩尔、贝丝·摩尔和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葛培理（Billy Graham）中心执行主任埃德·斯特泽（Ed Stetzer）等宗教保守派是 “进步派基督教人士”，说他们“通常拥护左派意识形态”。在几个月内，四位牧师从明尼阿波利斯的旗舰教会伯利恒浸信会（Bethlehem Baptist Church）辞职。其中一位牧师布莱恩·皮克林（Bryan Pickering）提到了长老的恶待、专横的领导、霸凌，以及“属灵虐待和有毒文化”。政治冲突很难说是动荡的全部原因，但根据新闻报道，它们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与种族有关的问题上。
“几乎每个人都告诉我，几乎每个福音派教会都至少有一个小团体在抱怨和鼓动会众反对不够保守或有觉醒派嫌疑的教导或政策”，一位牧师、也是福音派世界的知名人士告诉我（和其他与我谈论这个话题的人一样，他要求匿名，以便坦率地说话）。“争斗无处不在。”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社会学教授迈克尔·爱默生（Michael O. Emerson）告诉我，他和他的研究小组在过去三年里一直在研究种族和基督教。他告诉我：“我们发现的分歧和冲突很激烈，很明显比我在研究该主题的过去25年中所看到的还要激烈。”他说，这导致“教会内部清算的日子即将来到”。
侵略性、破坏性和不宽容的心态是今日美国政治的突出特点，现在它们在许多美国教会中找到了家。作为一个成年后大部分时间都参加福音派教会的基督徒，我想了解教会、社区和关系遭到政治分裂的情况。我联系了几十位牧师、神学家、学者和历史学家、一位神学院院长和一名从事校园事工的人。所有人都表达了他们的担忧。
当然，新冠病毒的大流行使宗教团体承受了极大的压力。美国的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它的影响；对许多基督徒来说，它一直是一个障碍，让他们无法聚集在一起做礼拜、分享圣餐、进行洗礼，以及用公祷书一起祷告或参加其它宗教和活动和仪式。不能在同一个社区中聚会，破坏了长期以来基督徒身份的核心意识的稳定。
但断裂的原因不仅仅是新冠疫情。毕竟，许多分裂教会的力量在新冠流行发生之前就已经开始运作了。这场瘟疫只是暴露并加剧了已经存在的弱点和脆弱性，以及一些思想和心灵上的习惯。
不和谐的根源在于许多基督徒接受了我们文化和政治中最糟糕的方面。当基督教信仰被政治化时，教会就不再是恩典的居所，而是怨恨的存放地，是强化部落身份的地方，是培养恐惧的地方，是将侵略性和污秽的行为神圣化的地方。其结果不仅伤害了国家，也对基督教信仰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
对太多的信徒来说，基督教福音派怎么会变成了一种政治性宗教呢？历史学家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告诉我，政治忠诚度有时会非常强烈，以至于产生一种类似于宗教的信仰，凌驾于更传统的宗教信仰之上，甚至改变了宗教信仰。美国过去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种政治性宗教的最激烈的表现。至少，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政治性宗教成功了很久。
马斯登说，宗教右派的第一步是在内部培养一种观念，即某些政治立场是在很深的根基上切合基督教的。不过，这种说法在美国历史上也并非没有先例。在2000年代，尽管宗教右派从文化战争中汲取能量（这是他们几十年来一直的做法），但他们还是服从了一些民事的制约。然后，唐纳德·特朗普来了。
“当特朗普能够在‘真正的基督徒’的政治-宗教立场中掺入公开的仇恨和怨恨时，事情就越过了一条底线了”，马斯登说。“部落的本能似乎已经变得具有压倒性的重要。” 对许多人来说，政治性宗教对认信的宗教的支配地位，可以从对特朗普的忠诚如何成为一种盲目的效忠中看出。其结果是，特朗普的许多基督徒追随者 “开始将仇恨、怨恨、诋毁、贬低和侮辱的‘福音’视为其基督教信仰的表达方式，他们也愿意为之战斗”。
“第一修正案伙伴关系”机构的主席、宗教自由倡导者提姆·舒尔茨（Tim Schultz）告诉我，福音派应该有所反省。他说：“福音派是由政治取向和社会学而不是由共同的神学支撑起来的。2020年夏天的双重危机——新冠疫情和对持久的种族不公正的高度认识——暴露了这个长期未被注意到的事实。”
福音派运动的一些最独特的特点可能使其特别容易受到这种形式的政治化的影响。曼哈顿救赎主长老会的创始牧师提摩太·凯勒（Timothy Keller）告诉我，在宗教信徒中，福音派是最反体制的。福音派运动在美国这个相对反体制的国家蓬勃发展，而当时的反体制现象尤为严重。福音派的事工和教会符合“时代精神”，在20世纪70年代迅速增长，即使在许多主流教派衰落的情况下，仍能留住更多的成员。
同时，凯勒认为，这种反体制的倾向使福音派社区比其他社区更容易出现“内部人滥权”——由几乎没有制约的领导人犯下的腐败行为——以及“局外人主义”，即福音派人士根本拒绝让教会塑造他们或他们的信仰。结果是他们没有根基，因此很容易受到政治偶像化、狂热思想和阴谋论的影响。
宗教书籍出版商埃德曼斯（Eerdmans）的副总裁兼主编詹姆斯·欧内斯特（James Ernest）告诉我，“我们看到的是大规模的教义教导的失败所导致的大规模的门徒训练的失败。”欧内斯特是与我交谈时指出教导的问题的几位人士之一，他们指出教义教导（cathechism），即通过教学指导和教育基督徒的过程，是问题的根源所在。“过去五十年来，美国的福音派教会未能将其信徒培养成门徒。因此，存在一个巨大的空洞。导致我们所看到的爆发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有足够挑衅性的刺激。而这种刺激出现了。”
贝勒（Baylor）大学荣誉课程的杰出人文教授艾伦·雅各布斯（Alan Jacobs）告诉我，“文化是一种教化。文化告诉我们什么是重要的，以及我们应该对重要的东西采取什么样的观点。雅各布斯认为，我们目前的政治文化有多种技术和平台来传授知识——电视、广播、Facebook、Twitter和播客就是其中一些。如果人们只想与他们的政治部落——他们认为和他们一样的人，他们认为站在他们一边的人——联结，就会整天、每天、一小时又一小时地接受他们的政治部落的教化。
反过来，许多教会对教义教育根本不感兴趣。他们专注于娱乐，因为娱乐是让人们坐在座位上、把钱放在奉献盘里的原因。但正如雅各布斯所指出的，即使是那些真正致力于教导的牧师，平均每周也只能花不到一个小时来教导他们的会众。讲道的时间很短。只有一部分教会信徒参加成人教育课程，参加圣经学习和小组活动的人更少。然而，有线电视新闻却一直在播放。“因此，如果人们每周花半小时接受一种教导” ，雅各布斯问道，“而花几十个小时接受另一种教导，你认为哪一种会胜出？”
这并不是一个仅限于政治立场在某一边的信徒的问题。“基督教左派和基督教右派都是如此”，雅各布斯说。“人们开始相信他们受到的最彻底、最深入的教化所相信的东西，而这种教化不是来自教会，而是来自他们消费的媒体，或者说是消费他们的媒体。教会在塑造大多数人的生活方面的机会不比一个雪球在炽热的地狱里不会化掉的机会更好。”
但是，当人们的价值观被他们所消费的媒体所塑造，而不是被他们的宗教领袖和社区所塑造时，就会产生后果。雅各布斯认为：“所有这些媒体想要的是人们的参与，而参与是由愤怒和仇恨最可靠地驱动的。”当我们互相憎恨时，他们就能赚到钱。因此，这种仇恨迁移到了教会，而教会没有资源来抵制这种仇恨。这里真正的奇迹是，即使如此，因着上帝的怜悯，许多基督徒仍然找到了他们真正地爱上帝和爱邻舍的方式。
我们的感知被塑造的方式决定了我们是谁，包括我们爱的优先次序。对许多基督徒来说，他们的政治比他们的信仰更成为一种身份标记。他们可能坚持认为他们是通过圣经的棱镜来解释他们的政治，前者从属于后者，但事实上，圣经和圣经伦理往往被扭曲以适应他们的政治。
华盛顿州贝尔维尤长老会（Bellevue Presbyterian Church）主任牧师斯科特·杜德利（Scott Dudley）将此称为 “我们对政治的偶像崇拜”。他告诉我，他听说过许多基督徒因为教会与他们的政治不一致而离开教会，但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因为与教会的教导不一致而改变他们的政治。他经常告诉他的会众，如果圣经没有至少偶尔挑战你的政治，那么你就没有真正关注希伯来经文（指旧约——译者注）或新约圣经。然而，现实是，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如果基督徒的政治观点受到挑战，即使是边缘的挑战，很多人也会离开教会。
杜德利说：“许多人对他们的政治更执着，而不是对圣经的实际的教导更在乎。我们不仅没有教导人们整本圣经的内容，而且也没有帮助他们按照圣经进行思考。我们没有教导他们，有时圣经的经文在没有说我们想它说的东西时是最有用的，因为那时它在纠正我们。”
杜德利补充说，教基督徒如何按照圣经进行思考会有帮助，教他们如何按照圣经的原则相互保留异议也会有帮助。他说：“新约中有很多不同意见，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样板，让我们知道如何倾听对方的意见来理解对方，而不是去争论。”
然而，许多基督徒不愿意听从要求文明礼貌的呼吁。他们觉得他们所珍视的一切都在受到攻击，他们需要为保护这些东西而斗争。“我理解这一点”，杜德利说。“我有时也会感到受到攻击。然而，我也知道，早期的基督徒不是通过强制而是通过爱来改变罗马帝国，不是通过在公共场所愤怒地喊出他们的权利，而是通过甚至为逼迫他们的人服务来改变社会，这就是为什么那时基督教发展如此迅速并占领了整个帝国。我还知道，一旦基督徒在君士坦丁的领导下获得了政治权力，那个美丽的充满爱、牺牲、奉献、更新社会的能力的教会就变成了愤怒、迫害、杀戮的教会。我们已经忘记了十字架。”
杜德利（我的高中和大学同学）给我留下了这个令人困扰的问题——今天还有多少人在看美国的教会时，能看到耶稣的面容？
我担心，很多时候，当美国人看向教会时，他们看到的不是耶稣的面容，而是特朗普的风格。
这位前总统将一种话语形式正常化，它使曾经令人震惊的事情显得很平常。罗素·摩尔哀叹我们落入 "特朗普时代的搏斗主义，就是任何不残酷的东西都被视为软弱的哲学"。因此，福音派教会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它未能向信徒灌输其价值观，而是当它成功做到这一点时，这些价值观并不总是符合圣经。
但当然，特朗普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加尔文大学历史学教授、《耶稣与约翰·韦恩：白人福音派如何败坏了信仰和分裂了国家》一书的作者克里斯汀·科贝斯·杜梅兹（Kristin Kobes Du Mez）认为，特朗普代表了白人福音派最深层的许多价值观的实现，而不是对那些价值观的背叛。她的论点是，美国福音派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用粗犷的男子气概和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偶像取代福音书中的耶稣。她将基督教民族主义定义为 “相信美国是上帝选中的国家，并必须照此来捍卫它”，她说这是可以用来成功预测基督徒对非基督徒以及对移民、种族和枪支等问题的态度的一个因素。
杜梅兹告诉我，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种“粗犷的战士耶稣”并不是许多福音派教徒在其信仰团体中遇到的唯一的耶稣形象。例如，还有一种在许多灵修书籍中流行的 “耶稣是我的朋友”的观念。杜梅兹告诉我，这些表述可能看起来是相互矛盾的，但实际上它们可以相互加强。耶稣是朋友、保护者、救世主——但那是根据我自己对需要保护和拯救的东西的理解，而不一定是根据《圣经》的核心教义。
“福音派人士会很快地给他们自己的价值观贴上‘符合圣经’的标签”，杜梅兹告诉我。“但他们如何解释圣经，他们决定强调哪些部分，决定忽略哪些部分，所有这些都是由他们的历史和文化环境决定的。” 她补充说，这不仅仅是这个社区的情况，而是所有有信仰的人的情况。她说：“然而，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比其他大多数基督徒更坚持认为他们在拒绝文化的影响。但事实上，他们的信仰已经被文化和政治价值、种族身份和基督教民族主义深刻地塑造了。”
杜梅兹认为，性别在这里也起了作用。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福音派倾向于将男性和女性描述为对立面。她说：“他们认为上帝让男人成为保护者，并为此目的让他们充满男性荷尔蒙。另一方面，女性则被看作是养育者。圣灵结出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温柔和节制——被认为是适合于女性的美德。”杜梅兹解释说：“然而，男人要表现出大胆、勇敢，甚至无情，以完成上帝指定的角色。”这样一来，战斗精神和更加仁慈、温和的基督教是相辅相成的。
杜梅兹指出，即使是那些拥护更善良、更温和的男性气质——例如“仆人式领导”的观念——的人，在他们认为形势足够严峻的时候，也可能变成更粗暴、更无情的版本。她说，半个多世纪以来，福音派领袖们已经找到了认为形势足够严峻的理由。他们召集会众反对共产主义、世俗人文主义、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激进伊斯兰教、民主党入主白宫、人口下降和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威胁，并捍卫宗教自由。
“福音派的好战性经常被描述为对恐惧的回应”，她告诉我。“但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在许多情况下，福音派领袖们积极煽动其追随者心中的恐惧，以巩固他们自己的权力，推进他们自己的利益。”
杜梅兹对普通福音派成员的同情程度要比对强大的福音派领袖们的同情程度高一些。她承认，许多福音派基督徒是在寻求遵循上帝的旨意；但他们被牧师、查经班带领人、基督教出版商以及基督教广播和电视节目所引导，相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她说：“许多人在动荡的时代寻求确定性”，他们知道，挑战这些恐惧叙事很可能导致失去有意义的社区。
恐惧在美国福音派教会内部冲突的爆发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三一论坛”（Trinity Forum）主席切丽·哈德（Cherie Harder）告诉我：“沉浸在恐惧和愤怒中是一种属灵上的畸形。”圣经的智慧和大量的研究都认为，恐惧和恩典，或者恐惧和感恩，是不相容的。她引用了《新约》书信中的一句话：“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约翰一书4:18）。
当然，在有些时候，恐惧是一种适当和必要的反应，但当它成为一种持续的存在时，就有风险。哈德说：“恐惧和愤怒应该像警报系统一样发挥作用——而警报不应该永远处于开启状态。”她说，最危险的不是恐惧或愤怒的发生，“而是刺激它、培养它，住在它里面，扭曲和变形。”
基督教福音派的危机还有一个区域性的组成部分。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公园教会（Park Church）的主任牧师克劳德·亚历山大（Claude Alexander）告诉我，我们必须接受 “教会南方化”的现实。他说，美国南方存在的一些独特的文化形式——阳刚之气和男性主导地位、部落忠诚、服从和不容忍，甚至是白人至上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蔓延到美国的其他地区。这些文化态度不能说每个南方人都认同，也不在整个南方占主导地位，但它们确实存在，而且需要被命名。“南方文化对宗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亚历山大告诉我，“特别是福音派基督教。”
住在田纳西州的保守派作家大卫·弗伦奇（David French）曾写过关于南方的耻辱/荣誉文化及其对团体声誉和身份的关注。他写道：“在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基督教政治中，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敬虔的基督徒激情的爆发，而是古老的南方耻辱/荣誉文化的愤怒。”
牧师们现在发现自己处于这场冲突的前线，他们的会众分裂成彼此交战的阵营。我与他们中的15人进行了交谈，我听到的内容令人震惊。他们告诉我，他们所面临的一切都无法与他们近年来所经历的相提并论，也没有任何东西让他们做好了准备。
贝尔维尤长老会的斯科特·达德利说，他知道有几位牧师不仅退出了他们的教会，而且辞去了牧师的职务，还有许多人正在积极寻求转换职业。“他们得出结论，他们的教会已经成为一个充满敌意的工作环境，在那里，他们随时可能被人以不尊重和愤怒的方式抨击、诽谤和贬低”，他说，“或者会有教会内有组织的人群要求教会解雇他们。”
几个月前，我与这样一位牧师交谈，他不仅从他的教会——美国保守派长老会（PCA）的一个会所——辞职，而且还决定，至少现在，完全离开牧师的岗位。他告诉我，他感到被教会中的人毁坏了，包括一些他信任的人，但事实证明，这些人对灵性问题的关注程度低于对政治议程的关心。这位前牧师在我们的谈话中使用了“背叛”这个词；他谈到了这一事件给他和他妻子带来的痛苦。用他的话说，“耶稣的温柔被那些认为我没有足够积极地支持他们的文化和政治议程的人彻底抛弃了”。
他说：“他们并不关心牧师与会众关系上的附带伤害。”
与此类似，我最近与一位主任牧师进行了一次谈话，他打算很快离开他的职位；他还不确定他将在哪里落脚，甚至不确定他是否会继续从事牧会的事工。他只是被教会内部的分歧搞得心力交瘁。他没有成为外部敌意的目标，但他能感觉到他脚下的地面在晃动。他觉得自己与教会中的人越来越疏远，不再有共同的目标。他正看着一个他为之奉献了大半生的福音派运动的崩溃。有一次，当我们谈到美国基督教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时，他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
鲍勃·弗莱林（Bob Fryling）曾是校际基督徒团契（InterVarsity）出版社的出版人，也是校际基督徒团契（一个福音派校园事工）的副主席，他一直是代表约40个教会的150多人的每周聚会的一部分。他听说 “几乎每个教会都有冲突”，并报告说，牧师们已经筋疲力尽。今年早些时候，基督教民意调查公司巴拿集团（Barna Group）发现，29%的牧师说他们 “真正认真地考虑过在过去一年中退出全职事奉”。巴拿公司总裁大卫·金纳曼（David Kinnaman）将过去的一年描述为牧师的 “熔炉”，因为教会出现了分裂。
弗莱林告诉我，这些冲突的关键问题不是教义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它们包括特朗普担任总统、2020年选举的合法性和1月6日的叛乱所激起的激情；乔治·弗洛伊德的谋杀案、“黑人的命也是命”（BLM）运动和批判性种族理论；以及与新冠大流行病有关的事项，如戴口罩、疫苗接种和对参加实体敬拜的限制。我知道，在我长大的华盛顿州东部，至少有一个大型教会因为一些成员拒绝戴口罩而发生了分裂。
一个保守教派的牧师告诉我：“总是有一些恶意的人把他们的不友善掩盖在宗教热忱中。新约圣经本身对这一点就很清楚。”但是，他补充说，这些冲突已经变得更加广泛和激烈。他说：“毫无疑问，你会看到——你已经看到了——一大批牧师辞职。大多数牧师实际上讨厌冲突。所以，如果你只付给我外面职业市场上正常工资四分之一的薪水，我为什么要忍受这些呢？"
在他自己的教会中，一些长老致力于文化战争政治。“这些人的无情可能是一种特别的情况，而且我不认为我的情况像许多其他人那样糟糕”，他说。“但是，当我们压力很大。我们试图成为公共卫生专家（需要给予会众关于抗疫的指导——译者注），却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试图让自己的家庭不因新冠的压力而爆炸，同时受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批评，然后让熟悉的会众不择手段地毁掉我们，让我们被赶出镇子——其实我们很想只是作为朋友和牧人被信任。我理解为什么许多人都说，‘我不干了’。我还没到那一步，但我不认为我可以超越它或保证不会走到哪一步。我只是向耶稣祈祷，不要让我加入争战斗殴。"
历史学家马克·诺尔（Mark Noll）1994年出版的《福音派思想的丑闻》将于明年重新出版。诺尔本人也是一名福音派基督徒，他与我分享了即将再版的这本书的序言，他认为在各个领域——例如疫苗接种、进化科学、人为的全球变暖和2020年的选举中，“白人福音派基督徒似乎是最容易被阴谋论的胡说八道所俘虏、对他们的政治对手更加恐慌或者最积极地反智的。”他继续警告说，“更广泛的福音派人群越来越听从民粹主义领袖的意见，这些领袖否定各种来源的现代知识成果”。他对 “近年的福音派历史中福音派在智识上的自焚”表示哀叹。
诺尔写道："美国福音派的许多独特之处并非基督教的根本”。他肯定是正确的。我只想加一句：这不仅仅是说美国福音派的大部分特色内容对基督教来说并不重要，而且是说现在，在重要方面，美国福音派的大部分特色内容已经与真正的基督教背道而驰。我们所面对的——当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但在太多情况下——是政治身份和文化焦虑、反智主义和民族主义、怨恨和不满，都被打扮成基督教。
耶稣现在必须从他的教会，从那些假装以他的名义、最有权威地说话的人那里被夺回。
富勒（Fuller）神学院院长马克·拉伯顿（Mark Labberton）告诉我，太多的基督徒已经 “驯化”了耶稣，他们抵制他的号召，不愿意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我们对权力、自己和他人的态度。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严重焦虑和巨大恐惧的时代”。因此，基督徒往往最终将耶稣包裹在我们愤怒和恐惧的扭曲之中。我们希望耶稣能验证我们所相信的一切，往往就像他从未在这个地球上走过一样。他说：“我们所目睹的一切可以用社会学而不是基督论来解释。”
与“登山宝训”和“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不同——与耶稣与妓女和那些跟罗马合作的人、与卑贱和被鄙视的人、与不洁的人和 圣洁准则 ”的错误一方、与在安息日被治愈的受伤灵魂的突破性接触不同——今天许多基督徒看到世界被分为“我们”和“他们”，“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政治上有能力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文化战争战士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是模仿马太福音第5章第3节和第9节耶稣登山宝训”八福“的句式——译者注）
对于我们中间许多将基督教作为生活中心的人来说，这一刻的痛苦是看着那些声称追随耶稣的人做了这么多事来歪曲他真正是谁。那些歪曲他的形象的人可能是在不知不觉中这样做的——这不是他们故意从事的恶意行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忠实的。但这仍然是破坏性的，令人不安的。
我相信我在这篇文章中所描绘的形象是准确的，但它也是、而且必然是不完整的。每天都有人在做出无数的有恩慈、慷慨和自我奉献的爱的行为，正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他们的生活已经被改变了，在某些情况下，被他们的信仰更新了。我自己的生活受到了有信仰的人不可估量的祝福，他们与我一起走过这段旅程，在困难的时刻向我展示恩典并鼓励我。但我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同时，也能认识到我们身边的残破。
有些事情已经出了问题；牧师们和其他人一样清楚，他们比大多数人更清楚。福音书中的耶稣——那位赢得了他们的心，也早已赢得了我的心的耶稣——需要被重新认识。